roseman:
也許有一些人是看了〈波麗士大人〉之後, 開始對這群「大人」產生關心, 也對這段時間執勤受傷的員警感到心疼. 不過我在想, 如果是真的關心這群受傷的人, 那麼應該好好替他們想想, 是誰讓他們受傷的? 更重要的是, 應該怎麼避免讓他們再一次受傷?
人類社會有一些職業, 因為其工作本質的緣故, 置身其中的人其實是很缺乏「個人性」的. 甚至在執業的過程中, 「去個人化」有意無意地成為一種專業上的要求. 穿「制服」這件事, 就是最淺顯的暗示.
但文學或戲劇的本質是不同的. 觀眾需要的是: 好的故事(story), 好的畫面(image), 和充分的想像空間(imagination). 而事實(fact)則不是必要條件. 以某個職業為背景的作品裡, 主角群強烈而鮮明的「個人性」(個人特質), 往往是成就收視率的關鍵. 而觀眾則透過這些鮮明的角色, 去「了解」這些行業, 從而對這些行業產生一些理解或體諒(understanding).
日版的《白色巨塔》裡, 透過財前和里見, 這兩個極端而且充滿個人性的角色, 我們對醫療工作人員產生了某種印象(image), 也有一些想像(imagination), 還有對醫界生態的某種理解(understanding).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 大多數的醫師既不像財前, 也不像里見, 在某些工作的場景中, 那些讓觀眾深深着迷的「個人性」, 其實是被抽離的.
描述這些行業的本質, 應該從充滿個性的「小我」切入, 還是從「大我」的集體表現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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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體系下的許多從業人員, 在臨床工作上有很多「routine」(常規工作), 也有很多「by order」(根據醫囑)做事的情境. 這些routine和order, 背後隱含的「合理性」(rationale), 可以是來自教科書, 可以是某一次國際會議定出的臨床指引(guidelines), 當然也可能是主治醫師個人的偏好(preference), 或者是醫院高層的考量(consideration). 近年來, 醫學界吹起了實証醫學(EBM, 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風潮, 對於臨床工作, 發展出一套用「證據」來檢驗其合理性的共同語言. 在這套語言中, 專家意見的「證據強度」, 遠低於一個設計良好的臨床試驗結果. 在臨床工作的人, 面對order(醫囑)時, 開始有機會去思考, 這究竟是上級的個人偏好? 或者是有強烈證據支持, 經得起考驗的作法?
一位接受過實証醫學訓練的醫師說: 這背後隱含了「吾愛吾師, 但吾更愛真理」的層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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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 這段時間以來, 某些公民最關心的, 其實不過就是波麗士大人「們」執勤的「合理性」(rationale). 每個波麗士大人都有他們的故事(stories), 都有他們的個人特質, 但是在"by order"做事的情況下, 如前所述, 「個人性」還存在嗎? 他們還有個人自由嗎? 如果沒有, 那我們當然非常關心, 他們接受的是什麼樣的order? 我們更關心的是, 那些order背後的「合理性」(rationale)是什麼? 究竟是出於上級的個人考量? 還是有禁得起考驗的證據支持?
醫師可以愛老師說的話, 也可以愛真理.
波麗士大人, 你們愛的是什麼呢?
08-12-07｜中時論壇｜社運不是波麗士大人敵人｜林靖堂／北市（研究生）
自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一個多月時間，從中山北路的騷動、野草莓靜坐，再到樂生。我們的波麗士大人們，不是以和藹可親的人民保母，而是以令人民心生恐懼的面孔─「國家合法暴力機器」的樣態，展現在我們眼前。
親愛的波麗士大人們，我知道在這樣的國家機器結構下，你們身心異化，我知道政府這一個多月來的超時勤務，沒給你們適當的休息與補貼，反讓許多基層員警成為政府壓制人民的棋子，任其損失受傷，而政治人物只是在媒體前到少數受傷員警的病床前故作關心的樣子。昨日，看見中國公安為自身權益，起身示威的新聞時，筆者心想，台灣的波麗士大人們，該怎麼辦？西方國家警察可以成立工會，台灣法令卻不允許；中國極權國家的公安已起身反抗爭權益，民主台灣的波麗士大人卻未能動靜。
作為一位認為台灣集會遊行法必須修正的學生，我認為，修改集遊法不只是為了爭取人民與弱勢團體集會結社與言論自由的保障。同時，也替台灣基層員警，爭取工作權與團結權的可能性。波麗士大人，也是可以、甚至是應該上街頭的。波麗士大人們應為自己的超時勤務爭取加給，爭取合理的升遷與考績制度，甚至，女警應當為自己爭取在警務工作上的性別平等權益。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警察與公務員應當亦是。波麗士大人們，社會運動不是敵人，如果您願意，請爭取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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